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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娱乐棋牌】印红标 徐友渔:文革中的青年思潮

21 10月 , 2019  

艾晓明请我给她的新作写序——像这样的事求到我这无名之辈头上,我想她是找对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学生。我的出身当时也不大好,所以我对她说到的事也有点体验。我记得“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到处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缝里冒出一句:“狗崽子!”他们还干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欢揭别人的疮疤,而且那些事也离题了。我说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这些同学后来和我一起去插队,共过患难以后,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以为他们那时的行为很坏。“文化革命”是件忽然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考虑遇到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做人。我的这些同学也是忽然之间变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祝贺的,但这却不能成为欺压别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个字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嘴里逼出来,你又于心何忍。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假如当年我是红五类的话,就不会去干欺压别人的事。事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学又不凭学习成绩,所以黑五类就变得绝无希望。我所见到的地主就是这样的。假如我宣扬我的所见所闻,就有可能遇到遇罗克先生的遭遇——被枪毙掉,所以我没有宣扬它。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地主富农这些成分了,一律改称社员。这样当然是好多了。到了我考大学那一年(当时我已经二十六岁),有一天从教育部门口经过,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请愿。当时虽然上大学不大看出身了,但还是有些出身坏到家的人,虽然本人成绩很好,也上不了大学。后来这些人经过斗争,终于进了大学。其中有一位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的出身其实并不坏,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母亲在“文革”里不堪凌辱,自杀了。从党的立场来看,我的同学应当得到同情和优待,但是没有。人家说,他母亲为什么死还没有查清。等到查清了(这已是大学快毕业的事了),他得到一笔抚恤金,也就是几百块钱吧,据我所知,我的同学并不为此感激涕零。以上所述,就是我对出身、血统这件事的零碎回忆。也许有助于说明“血统”是怎样的一回事。总起来说,我以为人生在世应当努力,应该善良,而血统这种说法对于培养这些优良品质毫无帮助。除此之外,血统这件事还特别的荒唐。但是现实,尤其是历史,与我怎样想毫无关系。因此就有了这样的事:在“文化革命”里,艾君这样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孩子,她的命运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国民革命的元勋(但是这一点在当时颇有争议),她的父亲——一位前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军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本书就在讲这些事——艾君当时是怎样一个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人。拿破仑曾说:世间各种书中,我独爱以血写成者。假如你是拿破仑这样的读者,就会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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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思潮
 

印红标   徐友渔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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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地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印红标教授来跟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印红标曾经就读于吉林大学跟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所作的论文就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的博士论文扩充以后成为一本专题著作,在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印红标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大家知道,北京四中是一座云集了高干子弟,甚至国家领导人子弟的学校,关于北京四中的文化革命,就很值得一说。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书,里面就有印红标的文章。所以我想说的是,印红标先生,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四中的学生,当时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是怎么想的?暴风骤雨汹涌而来的文化革命,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跟着走。在一个中学里面,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差不多没有什么话语权,跟着哥哥们走就是了,因为那是个男校。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总是跟不上。文化革命以前基本听老师的,老师就被批判。然后就跟着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被批判。那再往前还想走,红卫兵不要我们,我们出身不够好,就算想参加革命,人家不要。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又可以了,出身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努力就行,那我们就跟着走。可是我们这种年龄加上我本身偏爱自然科学,我不太会写文章,所以文化革命那时候,我大多数的情况是看。最多是听那些年纪大的那些高官子弟的学生的指挥,帮忙发传单之类的。至于传单上写什么跟我关系不大,那时候就是希望自己能做点事。

  

  
徐友渔:那我就想问你,这本重要的关于文革的学术著作,其实谈的是文革中间的民间思潮,就是那些参加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文化革命、对于未来、对于命运的思考。但是,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文化革命是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怎么还有民间思想?那你首先跟我解释一下,文化革命有哪些学生他们在自己思考?

  

  
印红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文化革命之前所有思想都是要求一致的。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下面教育部,到大学、中学,这是一个统一的要求。所有人的思想是要求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老师,通过报纸,都把它变成一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特点就是,毛泽东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就把以前的行政干部,宣传干部,老师和后来的工作组给放在一边了,给了学生一个自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但是在这个大的范围之中,还会有一定的讨论的空间。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感觉自己跟着毛泽东走,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部分学生和那一部分学生的处境不一样,比如家庭出身不一样,或许跟学校的领导,跟工作组的关系有远有近,于是就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们中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以一些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出身。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么这样一来,就把学生从政治上分开了。那么出身不好被叫做狗崽子的人,或者出身在中间,也说不上不好也说不上好的,在旁边看的人,他会感觉到被冷落了。于是他们就要争取,他们也有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我最近看到有些人写文章,就是那些属于造反派写的文章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曾经争取平等权利。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的平等权利是,你能跟毛主席走、我也能跟毛主席走这样的权利。就大多数来讲,思想深度还不够。

  

  
徐友渔:那照你的说法,我就会有一个感悟,思想在极其禁锢和高度统一的时候,其实思想本身还是有自己的活力,还是会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但是那我还是要请教你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说文化革命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很厉害的时代,那这种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比方据你刚才的例子,以出身为例,就是双方的东西都跟官方不是完全一致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血统论观点,他具体的主张有多么严重?反抗这种思想又是怎么回事?

  

  
印红标:血统论是当时在中学生里面派别划分第一位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父亲母亲是怎样,比如说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工程师,你大概可以猜到他是造反派一边的。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子弟,可能就是红卫兵,或者老红卫兵,或者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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